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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郭沫若 观后感(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

0 新人999 新人999 2025-02-01 13: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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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郭沫若 观后感

屈原 郭沫若 观后感

 最佳答案:

      1. 人物塑造:郭沫若在剧中塑造了一个高大而雄浑、深沉而奔放的屈原形象。屈原的教育理念、对国家的忧虑以及对个人信仰的坚持,使他成为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英雄形象。

      2. 浪漫主义特色:郭沫若在剧中运用了丰富的浪漫主义手法,如大胆的虚构、夸张和想象,以及自然元素的象征,如风、雷、电,来表达屈原的内心世界和对光明的向往。

      3.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郭沫若创作《屈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剧中的主题和情节与当时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等,这使得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共鸣。

      4. 结构与叙述:剧中的时间叙述线索分明,通过对屈原一生的回顾,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从理想走向失望的过程。郭沫若巧妙地使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在屈原与其他人物的交互中不断加深剧情的深度与张力。

      5. 个人感悟:观众在观看《屈原》后,不仅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在思想的层面获得了巨大启发。屈原为理想与现实的斗争所苦,使观众深感共鸣,并反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郭沫若的《屈原》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更是一部思想上的回响,呼唤着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郭沫若《屈原》观后感700字

《屈原》这部作品是我在晚上熄灯以后拿来翻看的。
  借着台灯那微弱的白光,用了两个多小时就看完。其实每次静下心来看书,就会把书中所描绘的情节,在自己的脑海中放入一张幻灯片,让它清晰地在眼前放映出来.屈原,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世界名人,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而雄浑,深沉而奔放的屈原形象。
  全书以《橘颂》开始,极力地塑造屈原诗意的灵魂,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从高的德行。他教育弟子宋玉: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他被张仪他们陷害,致使被革职,又被他们称为疯子。在向风,雷,电的呐喊中,使人看了心情也跟他的一样,心潮澎湃,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那是反抗的呐喊,战斗的召唤;那是对黑暗的猛烈攻击,对光明的热切向往;那是高尚情操的独白,是凛然气节的赞颂。屈原与卫士甲一起到汉北去抵御强暴,捍卫祖国。
  “最毒妇人心”。也许我不该说这句话,因我是一个女孩。但是看到南后这一形象,我又觉得我说这句话没有错。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在轻佻,妖艳的躯壳里,藏着放纵和淫荡,身居高贵,荣耀的皇后之位,却阴险,冷酷,凶残,为巩固宠位,不惜残害无辜,诬陷忠良,与乱臣狼狈为奸,愚弄国王,把楚国和百姓推向覆灭的深渊。
  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喜欢里面的婵娟。婵娟是屈原的侍女和弟子,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刚强不阿的女孩。当屈原被蒙冤时,她却发誓要跟先生站在一起,她不相信外面的流言,她相信先生是清白的。在与南后见面时,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畏惧,南后要割她舌头,她没有临阵脱逃,相反,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被南后关进槛里后,宋玉和子兰来救她出去,但是她没有出去。由于误饮屈原的毒酒而死,她用自己的生命粉碎了敌人企图谋害屈原的阴谋。一个那么善良的女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她是屈原精神的继承者,是真善美的化身。郭沫若曾说婵娟在斗争中“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日光”。
  屈原,婵娟的形象是伟大的,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沉思,南后的阴险毒辣,亦是如此。

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

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以超绝的诗才、瑰丽的奇思、激愤的情感和渊博的学识,熔铸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杰作。其作品所蕴涵的深邃的思想,伟大的精神,被代代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历史的分析,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忿”、“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思”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屈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司马迁将屈原的精神魅力概括为一个“怨”字。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说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对屈原“怨情”的发现不能不说与其个人的遭遇有关。也许正是这种同病相怜,使他将屈原的愤怒直白地凸现出来,从而折射出屈原抗争精神的光彩。司马迁对屈原这种怨愤精神的充分肯定却遭到了班固的强烈反对,班固指责屈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怨天尤人;虽未明言对楚王不忠,但却讥讽他处世“不智”。对于班固的这一评价,后世学者大多不以为然,并极力为屈原鸣不平,但我们平心而论,站在维护封建君王的权威与尊严立场上,班固自有其道理。他与司马迁虽出发点不同,但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一致发现了屈
原身上的怨愤情绪和抗争精神。封建社会对人臣的要求并非是怨刺、反抗,而是忠贞、赞颂,班固的敏感正说明了这一点。随后,东汉人王逸不得不别开生面,放弃表现屈原抗争的一面,极力渲染屈原的“忠贞”精神,谓屈原之死并非“忿忍不容”,而是“杀身以成仁”。并且力辩屈原之文“优游婉顺”,偶有过激之言,无非是仿诗人之刺上,欲提携君主之耳,绝没有怨君之意。王逸的用心可谓良苦,承认屈原刺上,但却比之于风雅诗人,是“危言存国”,用以调解司马迁与班固二人在对“怨”的理解上的尖锐矛盾。他突出了屈原的“忠贞”之质,将屈原推上了忠臣烈士的地位,使得屈原轻易地为后世正统文化所接纳,从而也确立了后世对屈原反复塑造的立体方向—舍“忿怼”而取“忠贞”。汉人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发现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屈原的评品,也引发了褒贬之争。在唐代,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李世民褒扬屈原“孑身执节,孤直自毁”的人格,而作为诗人的孟郊却贬屈原“三黜有愠色,即非圣哲模”。到底如何给屈原定位,使得屈原形象能为社会所接纳,宋代的洪兴祖和朱熹这两位“楚辞”学大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洪兴祖的观点秉承王逸,不纠缠于司马迁的因怨作骚之说,也不同意班固的“忿怼不容”之讥,而是肯定司马迁、王逸二人的“忠君”、“爱君”之论,并充分发挥司马迁的“存君兴国”的观点,指明“屈原之忧,忧国也”。生活在南宋的朱熹在他的《楚辞集注》中,综合汉代以来的两种评价,重新以醇儒的眼光来审视屈原。在人格精神方面,他认为屈原至死不渝,执着追求,最终投江而死,不合乎儒家之中庸之道,所以不足为后世效法,但肯定他的出发点是源于忠君爱国。朱熹的断语可以说是对汉代以来对屈原“忠贞”、“忿怼”两种精神的折衷和
调和。明清之际对屈原塑造的主体“工程”是尽洗屈子满脸怒容和不平之气,突出他的忠直和淳厚。着力最多的是对屈子自沉这一行为的动机和价值的评价与辩论,明清学者通过对屈原投水动机与价值的考察,将屈原由一个忿怼自沉的狂捐之士变成了一个殉于社稷的千古忠臣,从而实现了对屈原形象的彻底塑造。
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骸骨中吹进了“五四”时代的精神,是为了“借着古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话”。并且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还提出了“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据今推古”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历史事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的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
在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时代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及其崇高的人格美,他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自觉的为人民争取生存权利,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而斗争;但他不能避免“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在这里,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是自觉的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郭沫若的屈原不仅不同于莎士比亚下的人物,也不完全
同于自己的作品《离骚》、《天问》、《九章》、《九歌》里所塑造的自我形象:郭沫若所创造的屈原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和更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也是显然的。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熔铸到历史人物的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是在表现自己。由上观之,其中异同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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