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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郭沫若 观后感
最佳答案：
1. 人物塑造：郭沫若在剧中塑造了一个高大而雄浑、深沉而奔放的屈原形象。屈原的教育理念、对国家的忧虑以及对个人信仰的坚持，使他成为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英雄形象。
2. 浪漫主义特色：郭沫若在剧中运用了丰富的浪漫主义手法，如大胆的虚构、夸张和想象，以及自然元素的象征，如风、雷、电，来表达屈原的内心世界和对光明的向往。
3.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郭沫若创作《屈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剧中的主题和情节与当时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等，这使得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共鸣。
4. 结构与叙述：剧中的时间叙述线索分明，通过对屈原一生的回顾，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从理想走向失望的过程。郭沫若巧妙地使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在屈原与其他人物的交互中不断加深剧情的深度与张力。
5. 个人感悟：观众在观看《屈原》后，不仅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在思想的层面获得了巨大启发。屈原为理想与现实的斗争所苦，使观众深感共鸣，并反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郭沫若的《屈原》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更是一部思想上的回响，呼唤着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郭沫若《屈原》观后感700字
《屈原》这部作品是我在晚上熄灯以后拿来翻看的。借着台灯那微弱的白光，用了两个多小时就看完。其实每次静下心来看书，就会把书中所描绘的情节，在自己的脑海中放入一张幻灯片，让它清晰地在眼前放映出来．屈原，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世界名人，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而雄浑，深沉而奔放的屈原形象。
全书以《橘颂》开始，极力地塑造屈原诗意的灵魂，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从高的德行。他教育弟子宋玉：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他被张仪他们陷害，致使被革职，又被他们称为疯子。在向风，雷，电的呐喊中，使人看了心情也跟他的一样，心潮澎湃，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那是反抗的呐喊，战斗的召唤；那是对黑暗的猛烈攻击，对光明的热切向往；那是高尚情操的独白，是凛然气节的赞颂。屈原与卫士甲一起到汉北去抵御强暴，捍卫祖国。
“最毒妇人心”。也许我不该说这句话，因我是一个女孩。但是看到南后这一形象，我又觉得我说这句话没有错。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在轻佻，妖艳的躯壳里，藏着放纵和淫荡，身居高贵，荣耀的皇后之位，却阴险，冷酷，凶残，为巩固宠位，不惜残害无辜，诬陷忠良，与乱臣狼狈为奸，愚弄国王，把楚国和百姓推向覆灭的深渊。
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喜欢里面的婵娟。婵娟是屈原的侍女和弟子，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刚强不阿的女孩。当屈原被蒙冤时，她却发誓要跟先生站在一起，她不相信外面的流言，她相信先生是清白的。在与南后见面时，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畏惧，南后要割她舌头，她没有临阵脱逃，相反，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被南后关进槛里后，宋玉和子兰来救她出去，但是她没有出去。由于误饮屈原的毒酒而死，她用自己的生命粉碎了敌人企图谋害屈原的阴谋。一个那么善良的女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她是屈原精神的继承者，是真善美的化身。郭沫若曾说婵娟在斗争中“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日光”。
屈原，婵娟的形象是伟大的，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沉思，南后的阴险毒辣，亦是如此。
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
历史上的屈原和郭沫若话剧中屈原的异同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以超绝的诗才、瑰丽的奇思、激愤的情感和渊博的学识，熔铸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杰作。其作品所蕴涵的深邃的思想，伟大的精神，被代代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历史的分析，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忿”、“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思”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屈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司马迁将屈原的精神魅力概括为一个“怨”字。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说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对屈原“怨情”的发现不能不说与其个人的遭遇有关。也许正是这种同病相怜，使他将屈原的愤怒直白地凸现出来，从而折射出屈原抗争精神的光彩。司马迁对屈原这种怨愤精神的充分肯定却遭到了班固的强烈反对，班固指责屈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怨天尤人;虽未明言对楚王不忠，但却讥讽他处世“不智”。对于班固的这一评价，后世学者大多不以为然，并极力为屈原鸣不平，但我们平心而论，站在维护封建君王的权威与尊严立场上，班固自有其道理。他与司马迁虽出发点不同，但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一致发现了屈
原身上的怨愤情绪和抗争精神。封建社会对人臣的要求并非是怨刺、反抗，而是忠贞、赞颂，班固的敏感正说明了这一点。随后，东汉人王逸不得不别开生面，放弃表现屈原抗争的一面，极力渲染屈原的“忠贞”精神，谓屈原之死并非“忿忍不容”，而是“杀身以成仁”。并且力辩屈原之文“优游婉顺”，偶有过激之言，无非是仿诗人之刺上，欲提携君主之耳，绝没有怨君之意。王逸的用心可谓良苦，承认屈原刺上，但却比之于风雅诗人，是“危言存国”，用以调解司马迁与班固二人在对“怨”的理解上的尖锐矛盾。他突出了屈原的“忠贞”之质，将屈原推上了忠臣烈士的地位，使得屈原轻易地为后世正统文化所接纳，从而也确立了后世对屈原反复塑造的立体方向—舍“忿怼”而取“忠贞”。汉人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发现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屈原的评品，也引发了褒贬之争。在唐代，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李世民褒扬屈原“孑身执节，孤直自毁”的人格，而作为诗人的孟郊却贬屈原“三黜有愠色，即非圣哲模”。到底如何给屈原定位，使得屈原形象能为社会所接纳，宋代的洪兴祖和朱熹这两位“楚辞”学大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洪兴祖的观点秉承王逸，不纠缠于司马迁的因怨作骚之说，也不同意班固的“忿怼不容”之讥，而是肯定司马迁、王逸二人的“忠君”、“爱君”之论，并充分发挥司马迁的“存君兴国”的观点，指明“屈原之忧，忧国也”。生活在南宋的朱熹在他的《楚辞集注》中，综合汉代以来的两种评价，重新以醇儒的眼光来审视屈原。在人格精神方面，他认为屈原至死不渝，执着追求，最终投江而死，不合乎儒家之中庸之道，所以不足为后世效法，但肯定他的出发点是源于忠君爱国。朱熹的断语可以说是对汉代以来对屈原“忠贞”、“忿怼”两种精神的折衷和
调和。明清之际对屈原塑造的主体“工程”是尽洗屈子满脸怒容和不平之气，突出他的忠直和淳厚。着力最多的是对屈子自沉这一行为的动机和价值的评价与辩论，明清学者通过对屈原投水动机与价值的考察，将屈原由一个忿怼自沉的狂捐之士变成了一个殉于社稷的千古忠臣，从而实现了对屈原形象的彻底塑造。
到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骸骨中吹进了“五四”时代的精神，是为了“借着古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话”。并且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还提出了“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据今推古”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历史事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的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实是尽可以出入的”。
在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时代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及其崇高的人格美，他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自觉的为人民争取生存权利，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而斗争；但他不能避免“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在这里，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是自觉的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郭沫若的屈原不仅不同于莎士比亚下的人物，也不完全
同于自己的作品《离骚》、《天问》、《九章》、《九歌》里所塑造的自我形象：郭沫若所创造的屈原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和更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也是显然的。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熔铸到历史人物的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古人，同时也是在表现自己。由上观之，其中异同自明。
